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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邂逅—关于《道歉》的文化与社会思考
时间:2009/7/1 览次数:2684

生命的邂逅
关于《道歉》的文化与社会思考
 
(作者:许柏林,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副编审。原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影片《道歉》的主人公莫聪是一个屡次被学校“劝退”(实为“开除”)的学生,被身为地产公司董事长的父亲送到了乡下的“名牌学校”。校长夏自远为了莫聪父亲送来的两车过冬的煤,无可奈何地接收了莫聪。莫聪来到中学,不守自习时间,违规在校园里骑自行车,上课听mp4。一次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误会——夏自远以为莫聪非礼自己的女儿夏静,打了莫聪一个耳光。莫聪要夏自远当众向自己道歉,夏自远为了自己的尊严坚决不同意。莫聪向县教育局举报,也要讨回自己的尊严。最后,夏自远出于教师无论如何也不能打学生的原则,以及对莫聪向学校、老师、校长道歉的感动,也真诚地向莫聪道歉,实现了两代人之间的理解与和解。
    影片成功地把握了夏自远、夏静和莫聪的基本性格与行为逻辑,使这三个人物鲜活地树立起来,在真实的基础上赋予其象征意义。校长夏自远从教40多年,师德深厚,维护着学校的规范和师道尊严,代表着一种“天经地义”的社会范式。“80后”学生莫聪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主体意识强烈,同现行社会格格不入。青年女教师夏静忠诚于教育事业,善解人意,既谙于规范,又探索新路,是一座连通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影片具有直面“80后”的社会意义。可以说,怎样客观理性地看待“80后”,反映着我们社会的理性和发展的程度。曾几何时,我们将“80后”一代看成“另类”,把他们的写作称为“另类写作”。我们与“80后”在感觉、认知、理想追求和人生价值这些方面都发生了裂变。生活给我们打下的烙印,对心灵的熏染,对价值观念的养成在他们那里无迹可寻,双方都无法沟通和理解。
    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对“50后”、“60后”乃至“70后”没有什么惊谔,而一到“80后”突然间大家觉得完全陌生了?我们都知道“80后”一代就是我们50、60年代一辈人的孩子,我们对他们寄予希望,但是我们对他们很陌生。我们是跨越两个时代的人,“80后”则完全是“改革开放”后成长的一代。就在这改革开放的时代,出现了两代人之间的“鸿沟”。
    我们一代人的生活和思想可以说是,上可摸“天堂”下可踩“地狱”。思想的富有和生活的紧张使我们往返在“天堂”与“地狱”之间。正是这“一脚天堂一脚地狱”的生活,使得我们精神空间非常广大,甚至广大到无限。同时,我们又是被某种社会范式限定的人。“80后”上不管所谓“天堂”之事,下不曾尝过“地狱”之苦,高楼大厦牛奶面包把他们的生活底座托得很高。生活是富足的,环境是开放的,精神是自由的,看上去他们是幸福的一代。但是,他们的精神空间却被压缩得很小。又正是这种环境与精神空间的压缩,使得“80后”的“自我”意识空前凸显出来。他们信奉“……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的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尽情地交流各种生命狂喜,包括性高潮的奥妙……”“80后”简直就是为制造“感觉”而生存的一代,他们会用“自我”挑战一切。
   我辈30年前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光,被视为“有幸一代”。当我们反思改革开放前理念和制度的近乎荒唐时,我们的孩子竟然说出,“那是你们那一代人不行!制度还不是人定的?它不合理你还理它?”不管我们有多少理由为自己辩护,甚至发生过“生活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和“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等羞羞答答的“讨论”,事实上,我们得承认在我们的骨子里是缺少甚至是缺失主体性的,是“被安排的”一代,不像“80后”那样有着“我的青春我做主”的天然主体意识。
    汶川地震之后,“80后”所表现出的怜悯和爱心,付出的辛勤与贡献,使我们又看到了他们超出“自我”的品行,看到了他们融于社会的感知与行动。我们为此欣喜,增长了感召他们的信心和勇气。《道歉》直面“80后”一代的人生境遇,客观地展现了生活造成的,我们与“80后”一代的两种生命状态、两种生活感受和精神空间。对此如何理解,怎样对待并尝试融合,这就是主题和意义所在。
    影片将莫聪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作为一种“生命状态”来描述,总体上秉持一种“平视”和“内视”的视角,将每一个人放在客观而平等的位置上,特别是不再将莫聪放在“另类”的位置上。这是一种深刻的人文精神。在人文关怀中,每一个人就是一种独立的生命状态,又何况一代人呢!
    影片以人来判断社会范式的合理与否,而不是以社会范式来判断人的对错。这又是一种深刻的人文精神。
    莫聪一代令我们惊诧、错谔、唏嘘、沮丧;令我们捶胸顿足、无可奈何,我们对他们付出了太多爱怜,寄予了很高期待。但是,我们给莫聪一代提供的社会规范就是合理的吗?校规、自习、锁门、不得在校园内骑自行车,各种限制,就是天经地义的吗?我们“创造”了一个严格的“模板”去塑造成品,为社会制造合乎“规范”的人,他们懂规矩,会背诵课文和公式,能考出很好的成绩,而他们付出的代价是磨掉个性,缺乏自主性和创造力。这不是为了哪一个人,也不单纯是为了某一种理念,而是那时的社会发展状况和认知水平就是如此。譬如那时也并不认为是为了“社会”而牺牲掉“人”,而是认为“人”就是要为了社会而做出牺牲。而在这些限定的背后,有着“成功”的牵引和“出局”的惩戒。但这一切都是人的妥协或牺牲。《道歉》对此做出了深刻的反思。
    影片以“道歉”为指向,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或冲突引向心灵的疏通。这更是一种深刻的人文精神。
    《道歉》终极的呈现是夏校长与莫聪的“尊严”问题。莫聪对校规和社会范式的冒犯,最终触及到了夏校长为代表的那一代人的尊严。一开始,夏校长更多地只是维护校规,却忽视乃至无视了学生的尊严。人对人、生命对生命、尊严对尊严的伤侵.还可以从个体性和偶然性上去认识、去解释。但是,如果是社会以一种规范去伤侵尊严,而且是不自觉的伤侵,那么这种社会存在就值得对其进行反思了。对尊严的伤害,哪怕是误伤,也是需要道歉的(再严重一些就需要“忏悔”了,那是自我对心灵最后的挽救)。道歉是人类的美德,是理性的光芒,是心灵的花朵,是情感的和风。
    影片风格平实。平实的艺术呈现主要体现在对生活细节的描写和人物性格特征的塑造上,它有力地支撑了深刻的主题和社会意义。应当说,影片在揭示两代人的生存状态和道歉的社会主题方面,还不够清晰、准确,因而影片于叙事脉络
上还不够顺畅,于戏剧高潮处尚欠缺火候。特别是结局首先安排莫聪向夏校长和全体师生道歉,然后再由夏校长向莫聪道歉,明显地体现出了创作者的意图,使影片对莫聪“平视”或“内视”的视角变成了“俯视”或“外视”的视角。这个故事的主题,也因此又多了一层“浪子回头”、  “迷途知返”的意味。这也削弱了“道歉”的所指。然而,影片的成功应当感谢生活的赐予。生活细节与人物性格的真实,以及由此所体现出的张力,使影片的社会意义彰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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